遗嘱见官品 清正励后人

  陈 有 芳

  浩瀚史籍，载有许多清亷官员事迹。他们严于律已，官德与政绩，相得益彰，互相辉映。尤其感人的是，待年老体弱，在临终前的遗言遗书中，还认真总结自已的为官之道、为官之品、为官之清、为官之得，告诫后辈如何做一个好官员。

  北魏名臣裴佗，自幼爱好读书，擅长研究。走上仕途后，十分注重官德的塑造和培养。在地方为官时，“所得奉祿，分恤贫穷”“郡民恋仰”。裴佗俭朴自持，“宅不过三十步”，“暑不张盖，寒不衣裘”。每到一个地方为官，总是尽力而为做出政绩。临终前，给家中后辈留下遗嘱，“遗令不听请赠，不受赙襚（送给丧家钱财衣物）”。他的几个儿子都遵照这个遗嘱执行。

  南朝名臣孙谦，历仕宋、齐、梁三朝，在不同岗位上，颇有政声。他博闻強记，当上“句容令”后，条分缕析地解决百姓难题，当地百姓“号为神明”；担任巴东建平二郡太守后，“布恩惠之化”、“郡境翕然”，由此“威信大著”。孙谦对自已非常严格，“居身俭素”。在他92岁临终前，给孩子们写下遗嘱，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以感恩的心态对待自已应有的官职和官声，告诫后代子孙一定要从俭下葬，棺材可以藏身，墓穴能夠置柩即可。在他死后，后人遵照遗嘱，俭朴将其下葬，实现了他生前亷洁，死后节俭的意愿。

  唐代名臣卢怀慎历仕中宗、睿宗、玄宗三朝，生活俭朴，清亷自守，“不营产业”，“所得奉祿，皆随时分散，妻子匮乏”。患病中，友人看望，发现其寒酸处境：“日晏设食，蒸豆二器、菜数杯而已。”病逝后，治丧时家徒四壁，丧事简陋，四门博士张星实在看不下去了，便上奏皇上。唐玄宗于是下召赐他家属若干之物、米粟。夫人崔氏评价卢怀慎：“清廉节俭，缓进而谦退，四方贿遗，毫发不留。”卢怀慎为官宽厚，谦逊待人，连编著《资治通鉴》的司马光，都发出了赞叹的声音。临终前，卢怀慎给玄宗留下遗书，大力推荐宋璟等人。他告诫玄宗“望垂矝录，减加进用”，唐玄宗“深嘉纳之”；宋璟等不负众望，促成了开元盛世的出现。

  北宋名臣包拯，考中进士后，辞官陪伴父母。“后数年，亲继亡”，才复出为官。他在朝中“立朝刚毅”，惩贪除弊，政声传扬。临终遗嘱强调：“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也。”包拯要求将这条遗训刻碑，砌堂屋东壁内，“以昭后世”。

  明代亷官魏骥，做事认真、兢兢业业，在基层多有建树，被召入朝修撰《永乐大典》。退休返乡，“戴笠行田间”，与乡亲们打成一片，教导子孙以孝悌之义和农耕之术。当他在乡间的美德传至朝廷，朝廷派人前去慰问，使者和诏令还没到乡间，魏骥去世。朝廷按照礼仪要求，拟对他厚葬。但魏骥临终遗言，希望能夠俭葬。其子魏完“以父遗言诣阙辞葬，乞以其金赈饥民”；皇帝感慨地说：“骥临终遗命，犹恐劳民，可谓纯臣矣。”

  类似遗言遗嘱，岂止上述。正史之外，更多散见于各地方志，或民间口头传说，汇成感天动地的正能量洪流，在华夏大地，激荡升华，佑护民族，福祉百姓。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北宋张载名句，揭示人生祟高理念。官员先有信仰追求，后有清正亷洁，爱民言行。百姓称地方官员为“父母官”，父母之心，常怀子民，上述感人至深的临终遗嘱，充分体现亷官身后不忘清正的人品格局；尤其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影响、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篇）；以道德教化，就会象北极星那样，自已居于一定方位，而众星都会环绕在它所周围。官品官德，蔚然成风，扩大影响，发生效应，不仅事关官员声名，自身形像；其更高境界是，关系民心向背，天下安稳，政权巩固，长治久安，不管什么时代，这显然都是头等大事！

  作者系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