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番薯自美洲传入欧亚后，世界人口发生了明显变化。人们发现，地球人口剧增，与番薯种植的推广有直接关系。

17世纪未，全世界人口仅有3亿多，而到19世纪初却达到10多亿，增长了4倍。与此同时，中国人口也由1亿增至4亿，基本上呈同步增长趋势。

循着中国历史人口轨迹，也可明显看出番薯种植带来的人口大幅上升现像。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统计人口的国家之一。在清康熙前的3800多年间，人口始终在数千万之间徘徊。战乱灾害都会导致人口剧烈波动。公元前22世纪，大禹“平水土，分九州，数万民”，有人口1355万。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为5959万。隋朝降至1616万。唐太宗时增至4628万，安史之乱后复降至1699万。宋朝人口明显增加，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为5800万。明洪武年间在6000万左右。万历初引种番薯后，人口即呈直线上升趋势。清康熙年间突破亿人大关。《中国大事年表》显示：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全国人口2.04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为3.01亿；仅隔27年就剧增0.97亿人。至道光十五年（1835年），更达到创纪录的4.01亿人。从而为中国成为世界人口大国，打下牢固基础。

从福建看，明万历后人口也呈快速增长趋势。自南宋以后，福建人口数一直在300多万之间波动。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为348.9万。元代降至305.9万。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有384万。万历间增至400万以上。（《中国人口史》五卷�清时期�曹树基著）显示，至清咸丰元年（1851年），福建人口达到1621万；与全国同期相较，亦上升4倍，增速基本持平。

番薯刺激人口增长，源于其优良品性和重要价值。许多有识之士，在番薯推广中，做出了感人的贡献。叶真铭在“甘薯之父—陈振龙”（刊《福州晚报》2010.4.24）一稿中指出，福州长乐人陈振龙，万历间自吕宋引种番薯后，其七代子孙“克承世业”，一直致力于将番薯推广到全国各地。其家族成为我国历史上惟一的农作物传播世家。陈振龙的五世孙陈世元，不但在北方积极推广种薯，还汇编出版了番薯专著《金薯传习录》。总结了先人引种番薯的技术，进一步充实了裁培管理和防虫、贮藏等方法。明末杰出农学家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是最早介绍番薯种植法的著作，详细记述了番薯的种植、贮藏、加工方法，涉及育苗越冬，剪茎分种，扦插、窖藏、干藏等技术。在《甘薯疏》中，徐光启尤其指出，甘薯引种让许多灾民能够生存。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山东按察使陆耀将《番薯录》印发各地。番薯晒白、提蔓等技术的普及，进一步提高了产量。有关论著流行天下，影响不断扩大，使番薯种植术日益完善，面积不断扩大。

种薯好处还引起上层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清帝向全国下了“广裁植甘薯，以为救荒之备”的诏书，使我国的番薯种植推广，出现了全新局面。乾隆还下旨直隶总督刘峨、河南巡抚毕沅等地方官员，大量印发《番薯录》。陆耀因推广番薯有功，被提升为湖南巡抚。乾隆又指令福建巡抚雅德，把薯苗运往河南。河南巡抚毕沅转饬各属，大力推广。乾隆还特别叮嘱雅德，务必选好薯苗藤本，“…用木桶装载，拥入土中，如法送豫，方能栽种易活。”由于朝廷重视，各地官员力促，天下百姓认同，致使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四处掀起种薯热，康乾盛世也就被称为“番薯盛世。”闽薯不但传播全国各地，还进而传到琉球、朝鲜和日本等地。

许多文人学者，更是不乏篇章，推崇番薯；对种薯的普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明代著名学者、晋江人何乔远的《番薯颂》云：“…其初入吾闽时，值吾闽饥，得是而人足一岁。其种也，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冈，皆可以长。粪治之则加大，天雨根益奋滿。即大旱不粪治，亦不失径寸围。泉人鬻之，斤不值一钱，二斤而可饱矣。”各地方志，屡将种薯当为大事来记载。万历卅七年（1609年），黄士绅篡修惠安县志，极力称赞番薯的好处：“吾惠地瘠，去岁大祲，米石两三四金，乃持薯全活。人食薯自八九月，抵越年夏，不啻半年之用。其利能令谷贱，而又易生，无事粪多力勤。其入亩五六千觔，沃埌获倍，岂非天地间一大佳种哉”？对番薯的赞尝之声，延至近现代乃不绝于耳。著名史学家、福建师大教授朱维干，在《福建史稿》（下册）“海外农艺新品种的传入”一节中写道：“…不到二百年，（番薯）已传播于全国。本省沿海一带，有无数丘陵和岛屿；那里的人民，全年都靠着番薯做粮食，减轻了本省粮食不敷的严重性。我们有数不完的外来植物。传播之广，贡献之大，都比不上番薯。”

有关番薯的民谣、对联、俚语、传说，更是充湛各地，不胜枚举。“不爱灵药共仙丹，只爱番薯渡荒年。”这是当年流传闽地的民谣。福州地区有一副对联曰：“入室有余香，虾米土苗蟛蜞酱（长乐人家常菜）；传家无别物，花生炒豆番薯钱（福清人家常便饭）。“番薯三弹（沸），见风就烂。”这是流传笔者家乡--平潭岛县的一句俚语，意指煮薯易熟，方便食用。番薯不但可替代谷米，充当主食；由番薯衍生出的许多美食，更是深受民间欢迎。在平潭，用薯粉加工成的咸粿、油饺等，甚至走出海岛，登上省城宴席，流传开来。番薯一经引种，即能植根百姓，益世益民，亟具生命力。

人民自有火眼金晴，百姓最是爱憎分明。对那些引薯先行者，人们念念不忘，铭记在心；建亭建馆，缅怀纪念，香火不断。这显然也是番薯巨大社会效应的反映。闽粤是从海外引种番薯的前沿省份。清道光十四年（1835年），福州民众在乌石山（乌山）南侧建先薯祠，用以纪念陈振龙引薯功绩。1957年，人民政府在又在乌山重建了先薯亭。郭沫若先生在《滿江红》一词中，颂扬陈振龙“挟入藤篮试密航，归来闽海勤耕植。此功勋当得比神农，人谁识？”1988年8月，在陈振龙故乡青桥村，建立了一座陈振龙纪念亭。2008年又建起陈振龙纪念馆，成为长乐市重要的人文景观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广东吴川县霞洞乡有一座“番薯林公庙”，也是后人为纪念林怀兰从交趾（今越南）引进番薯而建的。广东东莞县陈益的后人，至今每年扫墓祭祖时，必用番薯为祭品，并以陈益遗言“番薯一对，富胜千箱”为祭贴，亦是纪念祖先从海外引薯功绩的。琉球人也筑台塑像，用以纪念明万历年间引种闽薯的先人，香火延续至今。1955年11月26日，日本各地举行集会，印制画刊，发行邮票，隆重纪念番薯传入日本350周年。引种番薯在中外百姓心头之重，于此可见一斑。

我国很早就以大米小麦为主食，但稻谷对水土农技要求高。而番薯不但高产，还亟具耐旱、抗瘠等优点，正好适合在我国大面积种植。“穷人作为第一批主顾为新作物打开了大门。”生活在社会低层的贫民、移民成为番薯的积极传播者。引种番薯，使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使干旱、半干旱之地及坡地、沙地，甚至沿海荒岛僻地，均得到有效开发利用，扩增了耕地，为百姓提供了廉价粮食来源，扩大了生存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中国人口的增长。当然，清代人口激增，还与前清康雍乾时期的“摊丁入亩”，取消人头税，推行双季稻，以及相对安定的社会背境有关。但是，得益于番薯的大面积推广普及，显然是不容置疑的主要原因。

番薯的功用己从过去的果腹饱肚，解困图存，发展到时下的营养讲究，深层开发，成为著名的健康食品之一。科学家们还拟将番薯作为未来的太空食品。美日等发达国家，也正掀起“吃番薯热”。经过深加工的福建“连城地瓜干”，成为风麾海内外的美食；年创值超10亿元，堪称“价值连城”。连城县26万农民中，有一半从事地瓜生产。

今天，尽管有不同的人口观，但是，番薯对人类的贡献，却应予充分肯定。回顾番薯种植的推广普及过程，显然会加深引进先进事物重大意义的认识；人类社会也正是在不断地交流互利中，步入发展，走向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