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下的名句，古今传诵，妇孺皆知。难能可贵的是，范仲淹不仅想到、说出，且能甘冒风险，以身践言，终于撼动人心，扬名天下。今天怀念这位忧国忧民，品格高尚的一代名臣，显然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宋太宗端拱二年八月，在苏州吴县（今属江苏）出生。宋真宗秋和八年（1015），年仅26岁、饱学在身、滿腹经纶的范仲淹，走上了当时文人致仕的唯一通途，应考科举，一试中榜，成为进士。自此开始了近40年的政治生涯。

范仲淹在广德司理参军任上，目睹了种种司法腐败，凭着对老百姓的 一腔真情，决心革弊兴利。他试图平反冤狱，抑恶扬善，但遭到握有实权的县令的极力反对。老谋深算、明哲保身的县令，比他更知司法腐败的内幕，训斥道：“夜无光，岂烛光可明之矣？”。范仲淹对曰：“烛之光，耀方丈可也。”县令见他冥顽不化，便要求上司将他调离。初出茅庐的范仲淹，本想为民伸张正义，竟遭当头一棒，落了个“不称职”的恶名，被遣至泰州海陵，做盐仓监官。

海陵海堤长年失修，海水倒灌，对盐场威胁极大。到此任职，被上司视为是风险差事，范仲淹也就被派到这里。但在别人眼里，盐仓监官又是一大肥差。监督淮盐贮运转销之职，可趁机作弊，中饱私囊。范仲淹不但不为金钱所动，还干得十分认真，深得上司好评。他一上任，就巡勘海堤，查实破损，上书江淮漕运张纶，力主尽快重修海堤。此事既利于朝廷累增赋税，又利于盐民生计，只是多年无人提及，去惹此麻烦事。难得范仲淹主动请缨，朝廷当即准奏，命范仲淹为兴化县令，负责修复海堤。范仲淹风餐露宿，与数万民夫吃住在工地。凶猛的海潮曾吞噬过修堤民工，亦险将他卷入海中。经两年努力，数百里海堤终于挺立长滩，盐场安然，产量增加，一方好景。为铭记范仲淹的功绩，当地百姓称为“范公堤”。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不可动摇的人生信念，促使他选择了一条充满荆棘的官涯之路。范仲淹的才干引起朝廷注意。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他被调至京师，做了大理寺丞。对范仲淹这种性格的人来说，既为京官，便会有京官的烦恼。范仲淹自此卷入了政治漩涡，亦成就了其一世英名。

不久，范仲淹被同是著名词家的宰相晏殊推荐，主持应天府教务。因母亲去世，回籍服丧两年。仁宗六年（1028），晏殊再度荐他任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此为皇帝近待，飞黄腾达之径。范仲淹若能投上所好，稍事颜色，何愁升官发财。由于有机会经常见到皇帝，耳闻目睹宮中秘闻，他很快知道已20岁的仁宗毫无实权，年垂六旬的刘太后操持朝政。刘氏周围俱是一班势利小人，重臣呂夷简为其中之最。恰逢冬至之日，太后要仁宗率满朝文武在前殿给她叩头庆寿。范仲淹斗胆上书，要刘太后撤帘罢政，还权仁宗；还据理力争说，太后生日，是皇帝家事，扯上文武百官跪拜，岂不毁了朝纲，乱了体统。逆耳忠言，刘太后勃然大怒，当即将范仲俺贬出京城，至河中府担任通判。范仲淹首次上书，即遭贬谪。

三年之后，刘太后死去。范仲淹被召回京师，升为右司谏，也就是专门评议朝事的言官。然而他屁股还没坐热，“老毛病”又犯了，和皇帝大吵了一架。原因是宋仁宗又有了新欢，在时任宰相吕夷简的挑唆下，想废掉贤惠正直，有一定政治眼光的郭皇后。吕夷简等大臣猛拍皇帝马屁，举双手赞成，还振振有词，平民都可以休妻，庄稼汉多收了几斗粮还想换老婆，何况一个皇帝。范仲淹看出吕之用心，于是愤然上书劝阻，还引经据典，摆出一大堆理由，坚决反对仁宗废后。仁宗本来对范仲淹还有好感，想重用他，见他如此固执，敢与自已过不去，烦得受不了，恼羞成怒，一声令下，范仲淹又被贬到陆州。范仲淹对此很是不平，赋诗刺曰：“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

范仲淹牢骚虽然不少，仍不忘为民办事。他在陆州知州任上积极抗旱救灾，移知水乡苏州后，又组织乡民开渠引水，变水害为水利，好评如潮。仁宗闻之颇觉内疚，便下召将他调回京城，命为天章阁待制。并升为开封府尹。时吕夷简继续当政，买官卖官风行，沉官太多，积弊重重。耿直的范仲淹经一番调查，绘制“百官图”一份直呈仁宗。仁宗看后不乐，因吕夷简打的正是他的牌子，他已完全被吕所控制。吕夷简见有隙可趁，就广搜范仲淹言论，企图诬其“大不敬”罪名。缺少根基的范仲淹险些遭害，还是仁宗念其昔日之功，手下留情，只将他贬任更为偏远的饶州知府（今江西波阳）。第三次遭贬，范仲淹算是看开了，于是赋诗自嘲：“三出青城鬓为丝，斋中潇洒过禅师”，“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蓑翁也自知。”其时范仲淹已是五十开外了。

不料，宋朝与西部少数民族部落的战争，使范仲淹再露头角，又被仁宗起用。范仲淹本无统军经历，为国家计，他弃文从武，居然很有成就。只因他一心报国，清廉公正，威名远播；在双方对峙中，他治军有方，严阵以待；且处事得体，晓以大义，折服了西夏部落首领，达成和议，于是边境息事宁人。范仲淹因殊功升任枢密副使，旋又为参知政事，成为朝中重臣。

范仲淹只想在有生之年多干实事。他自幼多病，精力渐衰，忧国忧民之心尤切。大权既握，当即实行革新。他向仁宗建议十事（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多为皇帝所采纳。自仁宗庆历三年（1043）九月起，他会同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一批朝官，在短短数月之内，连续颁发各种改革措施，震动朝野；并派王鼎、杨纥、王绰等干练官员为按察使，明察暗访各级地方官员。范仲淹左手握着考察报告，右手握笔，案前摆着官员名册，凡是劣迹昭彰者，当即勾去其名。于是有人戏言：“范公笔底一勾，则一户罹难耳。”范仲淹正色道：“宁负一门一户，不负千门万户耳。” 为推行新政，大刀阔斧，整肃吏治，风气为之一新。

商鞅变法，惨遭车裂。正如历來改革那样，庆历新政亦遇到反对派的拼命反扑。为保住既得利益，那些旧派豪强，串联一堆，暗中罗织罪名，甚至不惜模仿笔迹、伪造文书，捏造出一起谋逆大案来。矛头先对准参与改革的同僚，继而对准范仲淹。宋仁宗支持改革本为权宜之计，见西部无事，更改了主意，继续过起醉生梦死的生活。于是听信谗言，疏远范仲淹。在险恶的政治漩涡中，一心社稷民生、正直的范仲淹，显然功亏一簣，对改革的阻力估计不足，不敌阴险，终于败下阵来。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正月，范仲淹以“朋党”罢参政，第四次遭贬，谪官陕西彬县。富弼、韩琦、欧阳修等改革派均被牵涉，分别出知郓、扬、滁州。连支持新政的宰相杜衍，也被眨到山东兖州。纷纷烈烈的庆历新政，仅过一年多，也就此失败了。令人扼腕的是，20多年后的王安石变法，也同样遭受夭折厄运。北宋王朝先后痛失富国强兵的良机，也就走上了下坡之路。此后，范仲淹在邓州、杭州、青州等知府职上被遣来遣去，再无返京机会。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范仲淹在赴颍州知府途中，贫困交加，凄然长逝，时年六十三岁。

所幸的是，有宋一代，都能遵循不杀言官的祖训。仁宗贪图安逸，缺乏雄心，不是一个太胡涂的皇帝；尽管耳根子太软，从善如流，从恶也如流，但还不致于太绝情，太极端。所以范仲淹数次因言事而获罪，还能保留生命，遗下不少诗文。试想如果遇上朱元璋搞文字狱大开杀戒，前清几代皇帝诛杀知识分子的野蛮残忍，范仲淹岂能逃过命劫，仅遭贬官而己！

范仲淹的忧国忧民，与他青少年生活艰涩，目睹民间疾苦，显然有直接的影响。史料记载，其父范墉曾为宁武军节度掌书记（军事长官秘书）。范仲淹二岁丧父，母亲谢氏抱着襁褓中的范仲淹改嫁朱氏，并将范仲淹改名朱说。他在母亲教诲下，自幼好学苦读，不计生活维艰。他曾在淄州长白山的僧房借宿，专心攻读。为节省饮食，母亲每晚为他煮两合粟米粥，待凝冻，次日用刀划为四块，早晚各取两块，就着腌菜进食。以后又徒步游学，来到应天府书院深造。同窗中执绔子弟的奢侈生活，丝毫未能影响他的意志，每日只在经书中寻乐，充实自己的学识，不改抱负。直至致仕之后，范仲淹才恢复范性，可见他在逆境中的坚定不移。

《中国历史人物辞典》（277页），对范仲淹作了很高的评价，称其是“北宋大臣、政治家、文学家。为政辉煌之时虽短（指庆历新政），但给后世的影响极深。在任时，体察百姓疾苦，正直敢言。工于诗、词、散文；尤擅散文，词多写塞上风光、较为稳健。文章多有丰富政治内容，有《范文公集》传世。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想，若与孟子的人生最高准则相对照，范仲淹显然当之无愧。他一生跌宕起伏、感人至深的不凡经历，对此无疑做了最好的诠释。

这主义，那教义，对信仰的忠诚程度，最终还要靠人的本质去体现。古今中外，约束官吏的条框，尽管很多，甚至不乏严苛，但终究难以完善吏治。于是就有了许多令人迴肠荡气的从政史鉴，人物评说。人生苦短，不过百年，践行忧国忧民的崇高信念，谈何容易。一般百姓，多是想想而己，能做到克已修身，也就委实不易了。能践此而行的官吏，更是凤毛麟角，不为多见。“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滥用握有的权柄，废纲纪，谋私利的，岂在少数。象范仲淹这样，立志高远，言出必行，为官为人为文，俱称上乘的奇才，将永远光耀中华，成为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璀璨瑰宝，影响着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