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长·师长·兄长
  作者:w5C6V33l  浏览:9884  发布时间:2016/4/12

首长.师长.兄长 ——难忘跟随老红军、老首长的日日夜夜 林丕正 一年一度清明节,清明时节忆恩人。我从15岁参加革命到60岁离休,在职46年,我的直接领导中先后有4位老红军,其余几位都是1940年以前参加革命的抗日老战士。在职务上他们是我的首长,在为人处世上他们是我的师长,在生活上他们则是我的兄长。 他们不但教我做事,更教我怎样做人。在他们身上我学到了理想信念,职业操守,同志情谊,广阔胸怀。他们是我的贵人,也是我的恩人。 1953年,我在十兵团司令部通联处当机要参谋。处长岳嶽是1937年的老红军,纯军事干部,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部属管教严厉,有三件事对我教育很大,记住一辈子。一是他经常说:“办事要彻底,交待的事有回音,丢一块石头在池塘里还有‘扑通’一声,何况这是工作,不能‘澡堂里小便—找不到了’!”所以处里的工作做得很扎实,凡事有布置、有落实、有反馈。第二是他有句口头禅“凡是我做的(事),你们也能做,凡是我不(敢)做的,你们都不做,像出操一样‘向我看齐’!”他这样说的,也这样做。虽然他在1954年就调走了,但大家还是时刻在怀念他。第三,有一次我在机要室清理文件,发现有一份“绝密”文件是重复的,就把它揉成一团丢在废纸篓里,准备清理结束后找一位监烧人登记焚烧,这时来了一个电话,叫我马上到协理处开一个紧急会议(当时我是司令部团支部副书记、俱乐部副主任),我把门一锁就走了。第二天早上,开交班会时,岳处长铁青了脸,厉声叫:“林丕正!!(平日都叫我小林或小林参谋”,我赶紧喊“到”!并从座位上立正站起来,紧接着他大吼:“****(粗话)!你为什么把绝密文件不烧就离开办公室??(他有机要室的钥匙),接着狠狠训了我一顿,足足训了半个多钟头,交班结束后也不叫我坐下,径直回他自己的办公室。我们会议室隔壁是情报处,楼上是作战处,隔音不好,岳处长嗓门又大,弄得很多人都知道我挨训了。直到快吃中午饭时,副处长才进来叫我离开,并将为什么岳处长会发这么大的火的道理讲清楚。事后岳处长也找我谈话,讲明文件保密的重要性,并对自己发火、骂人作了自我批评。从此之后,在我担任机要参谋二十多年时间里,从未发生过任何失、泄密的疏漏,凡要处理的文件都要一张张撕碎,登记、找监烧人监烧,烧后还要用棍子把余灰搅散,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这都要得益老首长的教导! 1955年通联处改为通信兵处,陈大义同志调来当主任。他是1933年11岁半时就参加了工农红军,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著名的朝鲜“上甘岭”战斗中,在前线担任过军通信处处长。 1957年开展大鸣大放,号召大家对上级提意见。当时有一件事一直憋在我心里:那就是1955年评军衔时,我初评是中尉,而正式授衔时只授少尉,不满意又不好直说。到1956年,有一个“大胆大量提拔干部”的政策,不少准尉、上士都提为少尉,小道消息透露:我被提为中尉已批下来了,只等命令公布。那知突然来了一个急转弯,就是命令已公布的算数,已批准但命令未公布的“紧急刹车”—不算数了!这一来我的不满情绪更加强烈,在党小组会上,我陆续散布一些不满:“我算什么?小少尉!!”“兵头官尾”;“大胆大量提拔干部是错的,有一些人提拔不到一年就犯错误”;“紧急刹车了,怎么加油?”等等。陈主任知道后,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严厉批评我胡说八道,刚开始我还不服,提出要在会上和大家公开辩论,陈主任很严肃地厉声说:“辩论什么?你就是满脑子个人主义,想当官,你以为自己参加过几天地下党,当了几天游击队员就了不起了?你这个个人英雄主义怎么也改不了。回去在党小组会上好好作检讨!”陈主任平日话不多,很少这么严厉过,让人有不怒自威的感觉,这些话句句点到我的要害,不得不服,也不得不照办。 随着反右派运动的深入,不少人被打成右派、中右分子,毁了一生。事情虽过了半个多世纪,但内心仍深深感激老首长对我的爱护和保护,把我从政治悬崖边拉了回来! 颜飞同志在1938年2月刚满14岁就参加了新四军,曾在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电台当报务员,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到1964年在军区通信兵部当副主任,是我的直接领导。他懂业务,能力强,作风果断,有魄力,爱才惜才。但由于与正主任相互沟通不够,在工作上多次产生意见分歧,这事被军区首长察觉,责成司令部机关党委调查处理。机关党委书记找我了解情况,我谈了自己看法,认为:作为正职不能团结副职,正职要负主要责任;但副职颜飞自持懂业务,能力强,主动协助正职不够,这点应负主要责任。大概颜副主任在党委会上挨了批评,在一次党小组会上说:有人向机关党委告状,说我和*处长(主任)的关系,我应负主要责任。我接着说:这话是我说的,不是告状,是*书记找我了解情况,我说了自己的看法。并举了几个例子,说明是颜飞同志做得不对,其他同志也批评了颜飞。 自党小组会后,颜副处长不但没有给我“颜色”看或给我“穿小鞋”,对我的态度、工作上的指导帮助依然如故,还对*处长的态度大有转变,加强了相互沟通,逐渐融洽配合。1954年,他还作为介绍人之一,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像这样宽大的襟怀,这样的共产党员,才是真正的好党员,好领导!这样的上下级关系、同志间关系、党内民主作风,如果能继续延续下去,该有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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