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公安系统金盾文化工程赛中，我先后有3篇论文获“金盾文章”一等奖，其中2篇是在2005年1月离岗后获评的。
     “金盾文章奖”，是金盾文化工程赛的首项评奖项目。每两年一届，每届3篇一等奖。在九届共27篇一等奖论文中，我占了总数的11%，其中有2届均列为一等奖榜首；引起公安部理论研究部门的关注，入选部科技局专家人才库，并被聘为部级论著的验收专家组成员。

船到码头，车到站。老同志多以颐养天年，欢愉心情为主。唱歌跳舞，结伴旅游，诗书画印；或含饴弄孙，故里情怀，叙旧回忆;编织着丰富多彩的退休生活，其乐融融，令人羡慕。我何尝不想如此，但是，面对长期累积的大批资料，建立起的工作基础，大量的社会问题，尤其“公安情报信息研究员”这个令人感到负重的职称，不容我过多犹豫，我选择了继续探索之路。

在岗时没有完成的一些课题，诸如立案不实，公正执法、台海治安等热点难点问题，在我脑海萦绕着,责任感驱使着我，不能放弃。2005年10月13日，我撰写的《构建公安依法立案机制》（万余字），再获第八届全国公安系统“金盾文化工程赛（金盾文章奖）一等奖；2007年11月8日，撰写的《公正执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公安议题》（万余字），又获第九届全国公安系统“金盾文化工程赛（金盾文章奖）一等奖。此前，执笔写出万余字的《福建省经济发展与犯罪增长关系课题研究》一稿，已获1998年第三届全国公安系统“金盾文化工程赛（金盾文章奖）一等奖。

于光远说：“学者必须概念清楚，这样才具有严格的逻辑力量”，“学者又必须是一个知识渊博和勤于收集材料的人，学者不但要求‘言必有据’，而且要求论证有充分的根据。”也就是说，学者不但应具有旁证博引的本领，还要养成咬文嚼字的习惯，我深刻体会上述教诲的份量。

我的研究工作得益于广搜资料、大量读书、勤于思考、肯投入。离岗后，我依然坚持分门别类，积累资料的习惯。“不动笔不读书。”剪报摘抄，成为每日例行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百余个资料（大信封）袋的厚度，也在逐渐增厚中。有的同类积累，已连续用了5个资料袋。为继续探研打下坚实基础。除上述两获金盾奖外，离岗后，还有1篇获有关国际论坛一等奖，另有3篇获全国性论文一、二等奖。

深入研探还得益于长期的实践历练。1961年9月入伍后，在平潭岛上，我先后待过5个基层派出所（其中4个边防派出所），历时19年。档案资料整理得差不多了，就被调换了一个所。我始终埋头工作，任劳任怨。在大量专题调查、案例分析、敌社情综合的撰写中，获益匪浅。有时为了核实一个情况和数字，下渔村、上渔船，甚至顶风冒雨、翻山越岭。我虚心求教，得到当时县公安局秘书科长林启标的悉心指导。文革后，我被逐级调至省、地公安边防机关,并多次借调边防总局工作。1987年底，我由武警福建总队办公室副主任岗位，转业省公安厅从事专职公安调研工作;针对难点热点治安和社会问题，先后刊发论文60多篇，其中40余篇50多次获各级论文奖;全国有200多个刊物转载，其中有不少文稿被高层信息圈采用，为公安决策提供有益参考依据。

实事求是成事之本，也是党的一贯教导。我深深领会，真实是公安调研和理论探索的大前提。倘若失真，就会误导方向，影响决策，失去生命力。在基层养成讲真话的习惯，到了机关，却屡遭难堪，并为此吃了不少先苦头。1986年，我在撰写有关报告时，如实填报了十多起单位小车队车祸事故（伤亡多人），主管人员说未结案的不能算，但起数与结案数，显然是两码事;加上其他一些“不会来事”的表现，我遂于不久后被宣布转业了。“三讲中”，我被指责“看光明少看问题多”、“把形势说得漆黑一团”，并被整理材料上报当时的省委政法委书记，“自我鉴定”不予通过等等。调研性质自有公论，所幸终得化解。记忆犹新的是，在撰写《构建公安依法立案机制》中，有关领导两次叫人传话，要我停笔。此稿我筹划多年，累积大量数据，面向全国，并非福建一地;其怕捅了当地漏子，短视令人遗憾。我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立案不实，即敌情不明，事关公安头等大事。于是，我顶住压力，坚持写出，终获上述金盾奖,并被百余家刊物转载和报道。

三获全国高规格公安论文奖，是我人生旅程中难以忘怀的经历,也是对真话锲而不舍追求的结果;尽管充满咸酸苦棘，我却心中坦然，感到欣慰。

笔者系原福建省公安厅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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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