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的战斗

——闽中游击队配合大军解放泉州记事

省公安厅机关离休干部 林丕正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解放南京、上海，占领国民党“总统府”，接着挥师南下，高举“向南进军，解放全中国”的旗帜，以势不可挡的气势进军福建。

这时，国民党兵团司令汤恩伯率残部退守厦门，特务头子毛森也到了厦门。从此，厦门市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每天深夜都能听到国民党宪兵司令部“飞行堡垒”（抓人的警车）凄厉的警报声，让人毛骨悚然，中共厦门地下党组织遭受重创，许多地下党员被捕，组织被破坏。

为了迎接解放大军，配合解放军解放福建，闽中（闽浙赣）、闽西南（闽粤赣）两支游击纵队积极扩大队伍，加强打击国民党军的力度。5月底、6月初，我所在的刘惜芬地下小组分别将我送到闽中游击队，将陈笃初、刘永言、杜丕显等送到香港。

从政工队到一中队

闽中游击队泉州团队部驻扎在南安县岭兜村，团队司令许集美，我们都叫他“44”号，政委“43”号。刚到游击队，我被分配在政工队，这个队大部分来自厦门、漳州等地地下党组织输送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因为来自国民党统治区，为了防止叛徒告密，几乎所有的人都使用绰号。队长“胡秋”（闽南话“大胡子”），副队长“菜姑”（真名方秀梨，解放厦门后在厦门鼓浪屿区委副书记），另一个副队长“小弟”（真名林君秀）都是女同志，还有“大白”“蚊子”“蜜蜂”……，以后又陆续来了一些学生和进步青年。当时我只有15岁，个子小，人机灵，队里就给我起名“跳蚤”，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解放后。起初，在政工队就跟着大哥哥大姐姐们学着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成立“贫农团”，给乡亲们演活报剧，通常我只能跑跑龙套，一会演个国民党兵或保丁之类，一会演个农民，不管演什么，我都很认真，很有激情，常受表扬，“菜姑”“小弟”“大白”“蚊子”等大哥大姐都对我很好，处处护着我，“菜姑”和“小弟”的真名也是我将要离开政工队时他们悄悄告诉我的。为了跟国民党“清乡”部队周旋，部队经常转移，几乎天天夜行军，白天睡觉。有一次夜行军，我实在太困了，竟从桥上掉到桥下河里。

在政工队只个把月，7月中、下旬，我就被调到独立大队一中队，听说可以拿到枪，参加打仗，高兴极了！我被分配在二排当“文化战士”，据说一中队是大队的主力，出身成份好，大部分是“贫农团”和地下党来的，武器装备强，有战斗力，队里有一挺“歪把子”轻机枪，一支掷弹筒，一支半自动步枪，几支汤姆森冲锋枪和卡宾枪。中队长黄峰（音），行伍出身，有战斗经验；党代表“无齿”（闽南话，没有牙的意思），是老革命，还有一个军事教官。一排长“红番”（据说解放后当过叶飞的警卫员）；二排长陈清河（原名吕明月，是当地有名的土匪，曾帮助我们党劫过狱，后被我部收编）；配给我的是一支土步枪，枪身特别长，外加一小瓶枪油，一根通条。因为土步枪只要多打几发子弹，枪膛就发烫，要马上灌油，用通条捅枪膛，我个子小，每次跑步，脚后跟就会踢到枪托，要不，就打到我的膝盖或屁股，又笨、又重，又不方便，我老嚷嚷着要换枪！

第一次参加战斗就被打散了

8月份一天傍晚，部队接到命令，要打官桥。官桥是南安县一个镇，人口密集，商业繁华。队长说：有情报，明天保安团要派一个排到镇里抓壮丁，44（号）下令把这个排吃掉！听说要打仗，心里特别兴奋，激动得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熬到天朦朦亮，部队就整装出发，临出发前，排长把我交给一个老兵，叫我跟着他，不要跑散，不要乱开枪，听他指挥。

天还没有大亮，我们就到达集结地——一个小山包，埋伏待命，四周静悄悄，朦胧中可以分辨出官桥镇的轮廓，这时镇里的公鸡才刚开始打鸣，我迫不及待地想推子弹上膛，被老战士制止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太阳渐渐升起，这时反而感到特别紧张，心跳加快，身上，手上开始冒汗，眼睛紧盯着山下，随时准备冲进镇里。就这样，时间象蜗牛般地一秒秒向前爬，趁这个机会，老战士告诉我：一会儿冲下去时，要跟着他，不要乱开枪，不要打到自己人，要看到穿黄衣服的国民党兵再打，特别嘱咐我，要节省子弹，子弹很宝贵，是用命换来的。

就这样，在紧张、激动、兴奋又不安的心情下，从拂晓一直熬到太阳高高升起。这时。突然发现山下有人群移动，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阵地上的枪声响了，紧接着，双方用密集的枪声互相对射，刚才那紧张、心跳一下子跑得无影无踪，全部精力注意到对面的敌人，努力把准星、缺口、目标对在一条线，可总觉得目标太小，时隐时显，很难捕捉，只要对方稍一露身，我马上开枪，早把“节省子弹”这一条忘得干干净净，枪管也打得滚烫，“快灌油！”老战士一面提醒我，一面带我转移位置。

不久，敌人的枪声越来越密集，子弹嗖嗖地在周围石头上溅出火花，敌人向上爬，“不是说敌人只有一个排吗？怎么人越来越多？”我脑子突然闪出这个念头。就这样，从上午打到中午，8月天烈日当空，既没有饭吃又没有水喝，人又饥又饿又累，敌人因为摸不到底细，也不敢冒然攻山，只是团团围住，枪声也没有刚开始时那样密集，大概他们也要吃饭吧？

到了下午，敌人又发动进攻，并调来大炮（事后才知道是迫击炮）向山上猛轰，我们都没有经历这样的阵势，一听炮声，不少战士慌了手脚，排长命令且战且退，少数战士已像兔子般逃往后山！敌人也逐渐缩紧包围圈。

夜幕降临后，队长清查人数，发现少了二、三十人，估计是跑散了。大家已经一天粒米未进，又饥又渴，十分疲惫，山下有敌人，也不敢派人下山弄吃的，只有就地休息，恢复体力。当天半夜，部队再次转移，为了躲过敌人，走了许多弯路，一路上不断有被打散的战友加入队伍，第二天部队才回根据地，一清点人数，竟然一个也不少，也没有人负伤！事后才知道情报有误，敌人来了两个连，有营长指挥（有说来了一个营）也不是纯粹来抓壮丁，是冲着我们来“剿匪”的！

打了漂亮伏击战，鸟枪换了炮

官桥战斗失利后，连长发了善心，发了一支卡宾枪给我，美国造，枪身又短又轻巧，有弹夹，还可以手动连发，可惜只有十几发子弹，一个弹夹还装不满，据说这种枪是给特等射手的，怎么会给我？一直是个谜。

8月下旬，部队又要打仗了，这次是福州解放了，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人心惶惶，争着逃跑。泉州地下党的同志送来情报：当天下午有国民党败兵沿泉（州）——安（海）公路南撤，午饭后，部队紧急集合，这次的阵势很大，二、三中队也来了，远远地看到44和51（大队长）在指挥部队，仿佛还看到43的身影。这次队长要我紧跟自动步枪手，因为人多，大家士气很高。

我们就埋伏在泉（州）——安（海）公路边的山上。因为是白天，天很热，大家不敢说话，连大气也不敢出。这次我一点也不紧张，因为左右两边有持半自动步枪的神枪手和掷弹筒手，侧后不远有中队唯一的轻机枪，队长就在那里，我又仗着有那可以连续扣动板机的卡宾枪，还有几个老兵跟我在一起，心里很踏实。大概只过了两个多时辰，远远就看到公路上来了一连串军车，月大卡车也有小汽车。突然间前面响起了爆炸声，紧接着枪声大作，我赶紧瞄准从大车上跳下的国民党兵扣动板机，只打了三、四个单发，就看见队长高举驳壳枪大喊：“冲呀！缴枪不杀！”带头冲下山去，我也跳了起来，大喊“冲呀！”迅速冲下山底，我跑得快，竟然超到队长前面，刚刚踏上公路，就见党代表“无齿”带着几个战士押着一个当官和几个俘虏走来，看见我就说：“跳蚤，你带几个人把这些人押回去审问，要做记录！”

被俘的军官是国民党正规军的一个上尉，很年轻，经审问，他是广东潮阳人，姓陈。他告诉我，他早不想当兵了，想回家，家里还有个女儿，他什么都不要，只求我们放他回家。从他身上缴获了一把很精致的三号左轮枪，一条装满子弹的皮子弹带，他随身带的皮箱里有十几根金条，五、六个金元宝，还有一些花花绿绿的钞票。我对这些都不感兴趣，逐一登记后上交，唯独对那把左轮枪和子弹带爱不释手，就把它留下了。

第二天，队长把我叫去，说那个军官已经放了，他的财物也还给他，要我把左轮枪和弹带交出来。我死活不肯，只肯交还卡兵枪，队长很生气，威胁要关我禁闭，我不从，一转身跑了。到了晚上，党代表找到我，说：有纪律，一切缴获要归公，我擅自留下左轮枪是错误的，但念我作战勇敢，可以给我一把手枪，但左轮枪要交出来！

给我的是一把还包着油纸的新的“曲七”枪（汤姆森手枪），配齐装满两个弹夹的子弹（每个弹夹装7发），还有散装的10发子弹，一个枪套，一条皮带，我想想这也行，就把左轮枪和弹带交了。从此，我佩着手枪，觉得神气极了！

闽中游击队率先进入泉州市

泉（州）——安（海）公路伏击战后，士气大振，也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部队吃了一顿槟榔芋头红烧肉和大米饭，游击队员个个兴高采烈，我过去的政工队战友们也都特别羡慕我们！

紧接着部队进行迎接解放大军的教育，将解放军的服装标志油印发到各班。

8月31日，我们一中队奉命从浮桥进入泉州市，记得是早上六、七点，听说敌人已开始撤出泉州，黄峰队长带着我们跑步从浮桥冲入泉州市！一路高喊：“冲呀！缴枪不杀！”后来听说一排在浮桥下面只打了几枪，就抓获了七、八个国民党炊事兵，其余各部一路都未遇任何抵抗。到了泉州鼓楼，党代表叫我带一个班去接收国民党警察局，在泉州市地下党同志的带领下，我们到了警察局，这时警察局长已集合好队伍，把机枪、冲锋枪、驳壳枪、手榴弹等都排列得整整齐齐，队伍也整齐排在两边，看到我佩着手枪，就跑过来敬礼，把早已准备好的人员花名册和武器设备清单双手递给我，我也没有细看，就叫他们准备一些红布条，一一系在各种武器上，然后叫他们上街值勤维持社会秩序。

下午三点多钟，就听前面大喝“举起手来！”我赶快跑到前面，一看黄压压一片，来了大批穿黄军装的队伍，双方剑拔弩张，都拉开架势准备接火。这时，对方向导大喊：“别误会，同志们！解放大军来了！”这时我们才发现对方穿的军装和国民党军不一样，帽子上的红星帽徽特别显眼，胸章上的“人民解放军”和油印的标志一模一样，大家一下子激动万分，高喊：解放军来了！解放军万岁！共产党万岁！双方都跑过去激情拥抱、握手、雀跃！

吃过晚饭后，我们就奉命撤出城里，在城外驻扎。第二天进城洗澡，每个人身上都长满疥疮、蚤子，几个月没有洗过热水澡，舒服极了。洗完澡，又拿着群众慰问的牛肉（生）到馆子店大吃了一餐，参加了群众的祝捷大会。

过了一天，我们一中队奉命配合解放军解放安海。当部队通过“五里桥”走到桥中间时，突然遭到对面鸡笼山残留国民党军的火力阻拦，部队被敌火力压在桥上，进退不得，队长命令大家从桥上跳下，幸亏当时退潮，桥下全是海泥，鞋子陷进去无法动弹，只好把它脱掉，却被海蛎壳划出深深的一道血口，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不久，解放军调来了大炮（迫击炮连）对鸡笼山猛轰，吹响冲锋号，解放军猛扑过去，才把我们从桥下解救出来！

9月上旬，一中队被一分为二，一排配合解放军参加解放厦门，我所在的二排配合解放军参加解放金门，跟随人民解放军二五三团一个连到深沪发动船工，然后一部分随船由水路驶向莲河，一部分由陆路带着船工赶赴莲河，参加解放金门战斗！

黎明前的战斗

——闽中游击队配合大军解放泉州记事

省公安厅机关离休干部 林丕正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解放南京、上海，占领国民党“总统府”，接着挥师南下，高举“向南进军，解放全中国”的旗帜，以势不可挡的气势进军福建。

这时，国民党兵团司令汤恩伯率残部退守厦门，特务头子毛森也到了厦门。从此，厦门市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每天深夜都能听到国民党宪兵司令部“飞行堡垒”（抓人的警车）凄厉的警报声，让人毛骨悚然，中共厦门地下党组织遭受重创，许多地下党员被捕，组织被破坏。

为了迎接解放大军，配合解放军解放福建，闽中（闽浙赣）、闽西南（闽粤赣）两支游击纵队积极扩大队伍，加强打击国民党军的力度。5月底、6月初，我所在的刘惜芬地下小组分别将我送到闽中游击队，将陈笃初、刘永言、杜丕显等送到香港。

从政工队到一中队

闽中游击队泉州团队部驻扎在南安县岭兜村，团队司令许集美，我们都叫他“44”号，政委“43”号。刚到游击队，我被分配在政工队，这个队大部分来自厦门、漳州等地地下党组织输送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因为来自国民党统治区，为了防止叛徒告密，几乎所有的人都使用绰号。队长“胡秋”（闽南话“大胡子”），副队长“菜姑”（真名方秀梨，解放厦门后在厦门鼓浪屿区委副书记），另一个副队长“小弟”（真名林君秀）都是女同志，还有“大白”“蚊子”“蜜蜂”……，以后又陆续来了一些学生和进步青年。当时我只有15岁，个子小，人机灵，队里就给我起名“跳蚤”，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解放后。起初，在政工队就跟着大哥哥大姐姐们学着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成立“贫农团”，给乡亲们演活报剧，通常我只能跑跑龙套，一会演个国民党兵或保丁之类，一会演个农民，不管演什么，我都很认真，很有激情，常受表扬，“菜姑”“小弟”“大白”“蚊子”等大哥大姐都对我很好，处处护着我，“菜姑”和“小弟”的真名也是我将要离开政工队时他们悄悄告诉我的。为了跟国民党“清乡”部队周旋，部队经常转移，几乎天天夜行军，白天睡觉。有一次夜行军，我实在太困了，竟从桥上掉到桥下河里。

在政工队只个把月，7月中、下旬，我就被调到独立大队一中队，听说可以拿到枪，参加打仗，高兴极了！我被分配在二排当“文化战士”，据说一中队是大队的主力，出身成份好，大部分是“贫农团”和地下党来的，武器装备强，有战斗力，队里有一挺“歪把子”轻机枪，一支掷弹筒，一支半自动步枪，几支汤姆森冲锋枪和卡宾枪。中队长黄峰（音），行伍出身，有战斗经验；党代表“无齿”（闽南话，没有牙的意思），是老革命，还有一个军事教官。一排长“红番”（据说解放后当过叶飞的警卫员）；二排长陈清河（原名吕明月，是当地有名的土匪，曾帮助我们党劫过狱，后被我部收编）；配给我的是一支土步枪，枪身特别长，外加一小瓶枪油，一根通条。因为土步枪只要多打几发子弹，枪膛就发烫，要马上灌油，用通条捅枪膛，我个子小，每次跑步，脚后跟就会踢到枪托，要不，就打到我的膝盖或屁股，又笨、又重，又不方便，我老嚷嚷着要换枪！

第一次参加战斗就被打散了

8月份一天傍晚，部队接到命令，要打官桥。官桥是南安县一个镇，人口密集，商业繁华。队长说：有情报，明天保安团要派一个排到镇里抓壮丁，44（号）下令把这个排吃掉！听说要打仗，心里特别兴奋，激动得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熬到天朦朦亮，部队就整装出发，临出发前，排长把我交给一个老兵，叫我跟着他，不要跑散，不要乱开枪，听他指挥。

天还没有大亮，我们就到达集结地——一个小山包，埋伏待命，四周静悄悄，朦胧中可以分辨出官桥镇的轮廓，这时镇里的公鸡才刚开始打鸣，我迫不及待地想推子弹上膛，被老战士制止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太阳渐渐升起，这时反而感到特别紧张，心跳加快，身上，手上开始冒汗，眼睛紧盯着山下，随时准备冲进镇里。就这样，时间象蜗牛般地一秒秒向前爬，趁这个机会，老战士告诉我：一会儿冲下去时，要跟着他，不要乱开枪，不要打到自己人，要看到穿黄衣服的国民党兵再打，特别嘱咐我，要节省子弹，子弹很宝贵，是用命换来的。

就这样，在紧张、激动、兴奋又不安的心情下，从拂晓一直熬到太阳高高升起。这时。突然发现山下有人群移动，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阵地上的枪声响了，紧接着，双方用密集的枪声互相对射，刚才那紧张、心跳一下子跑得无影无踪，全部精力注意到对面的敌人，努力把准星、缺口、目标对在一条线，可总觉得目标太小，时隐时显，很难捕捉，只要对方稍一露身，我马上开枪，早把“节省子弹”这一条忘得干干净净，枪管也打得滚烫，“快灌油！”老战士一面提醒我，一面带我转移位置。

不久，敌人的枪声越来越密集，子弹嗖嗖地在周围石头上溅出火花，敌人向上爬，“不是说敌人只有一个排吗？怎么人越来越多？”我脑子突然闪出这个念头。就这样，从上午打到中午，8月天烈日当空，既没有饭吃又没有水喝，人又饥又饿又累，敌人因为摸不到底细，也不敢冒然攻山，只是团团围住，枪声也没有刚开始时那样密集，大概他们也要吃饭吧？

到了下午，敌人又发动进攻，并调来大炮（事后才知道是迫击炮）向山上猛轰，我们都没有经历这样的阵势，一听炮声，不少战士慌了手脚，排长命令且战且退，少数战士已像兔子般逃往后山！敌人也逐渐缩紧包围圈。

夜幕降临后，队长清查人数，发现少了二、三十人，估计是跑散了。大家已经一天粒米未进，又饥又渴，十分疲惫，山下有敌人，也不敢派人下山弄吃的，只有就地休息，恢复体力。当天半夜，部队再次转移，为了躲过敌人，走了许多弯路，一路上不断有被打散的战友加入队伍，第二天部队才回根据地，一清点人数，竟然一个也不少，也没有人负伤！事后才知道情报有误，敌人来了两个连，有营长指挥（有说来了一个营）也不是纯粹来抓壮丁，是冲着我们来“剿匪”的！

打了漂亮伏击战，鸟枪换了炮

官桥战斗失利后，连长发了善心，发了一支卡宾枪给我，美国造，枪身又短又轻巧，有弹夹，还可以手动连发，可惜只有十几发子弹，一个弹夹还装不满，据说这种枪是给特等射手的，怎么会给我？一直是个谜。

8月下旬，部队又要打仗了，这次是福州解放了，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人心惶惶，争着逃跑。泉州地下党的同志送来情报：当天下午有国民党败兵沿泉（州）——安（海）公路南撤，午饭后，部队紧急集合，这次的阵势很大，二、三中队也来了，远远地看到44和51（大队长）在指挥部队，仿佛还看到43的身影。这次队长要我紧跟自动步枪手，因为人多，大家士气很高。

我们就埋伏在泉（州）——安（海）公路边的山上。因为是白天，天很热，大家不敢说话，连大气也不敢出。这次我一点也不紧张，因为左右两边有持半自动步枪的神枪手和掷弹筒手，侧后不远有中队唯一的轻机枪，队长就在那里，我又仗着有那可以连续扣动板机的卡宾枪，还有几个老兵跟我在一起，心里很踏实。大概只过了两个多时辰，远远就看到公路上来了一连串军车，月大卡车也有小汽车。突然间前面响起了爆炸声，紧接着枪声大作，我赶紧瞄准从大车上跳下的国民党兵扣动板机，只打了三、四个单发，就看见队长高举驳壳枪大喊：“冲呀！缴枪不杀！”带头冲下山去，我也跳了起来，大喊“冲呀！”迅速冲下山底，我跑得快，竟然超到队长前面，刚刚踏上公路，就见党代表“无齿”带着几个战士押着一个当官和几个俘虏走来，看见我就说：“跳蚤，你带几个人把这些人押回去审问，要做记录！”

被俘的军官是国民党正规军的一个上尉，很年轻，经审问，他是广东潮阳人，姓陈。他告诉我，他早不想当兵了，想回家，家里还有个女儿，他什么都不要，只求我们放他回家。从他身上缴获了一把很精致的三号左轮枪，一条装满子弹的皮子弹带，他随身带的皮箱里有十几根金条，五、六个金元宝，还有一些花花绿绿的钞票。我对这些都不感兴趣，逐一登记后上交，唯独对那把左轮枪和子弹带爱不释手，就把它留下了。

第二天，队长把我叫去，说那个军官已经放了，他的财物也还给他，要我把左轮枪和弹带交出来。我死活不肯，只肯交还卡兵枪，队长很生气，威胁要关我禁闭，我不从，一转身跑了。到了晚上，党代表找到我，说：有纪律，一切缴获要归公，我擅自留下左轮枪是错误的，但念我作战勇敢，可以给我一把手枪，但左轮枪要交出来！

给我的是一把还包着油纸的新的“曲七”枪（汤姆森手枪），配齐装满两个弹夹的子弹（每个弹夹装7发），还有散装的10发子弹，一个枪套，一条皮带，我想想这也行，就把左轮枪和弹带交了。从此，我佩着手枪，觉得神气极了！

闽中游击队率先进入泉州市

泉（州）——安（海）公路伏击战后，士气大振，也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部队吃了一顿槟榔芋头红烧肉和大米饭，游击队员个个兴高采烈，我过去的政工队战友们也都特别羡慕我们！

紧接着部队进行迎接解放大军的教育，将解放军的服装标志油印发到各班。

8月31日，我们一中队奉命从浮桥进入泉州市，记得是早上六、七点，听说敌人已开始撤出泉州，黄峰队长带着我们跑步从浮桥冲入泉州市！一路高喊：“冲呀！缴枪不杀！”后来听说一排在浮桥下面只打了几枪，就抓获了七、八个国民党炊事兵，其余各部一路都未遇任何抵抗。到了泉州鼓楼，党代表叫我带一个班去接收国民党警察局，在泉州市地下党同志的带领下，我们到了警察局，这时警察局长已集合好队伍，把机枪、冲锋枪、驳壳枪、手榴弹等都排列得整整齐齐，队伍也整齐排在两边，看到我佩着手枪，就跑过来敬礼，把早已准备好的人员花名册和武器设备清单双手递给我，我也没有细看，就叫他们准备一些红布条，一一系在各种武器上，然后叫他们上街值勤维持社会秩序。

下午三点多钟，就听前面大喝“举起手来！”我赶快跑到前面，一看黄压压一片，来了大批穿黄军装的队伍，双方剑拔弩张，都拉开架势准备接火。这时，对方向导大喊：“别误会，同志们！解放大军来了！”这时我们才发现对方穿的军装和国民党军不一样，帽子上的红星帽徽特别显眼，胸章上的“人民解放军”和油印的标志一模一样，大家一下子激动万分，高喊：解放军来了！解放军万岁！共产党万岁！双方都跑过去激情拥抱、握手、雀跃！

吃过晚饭后，我们就奉命撤出城里，在城外驻扎。第二天进城洗澡，每个人身上都长满疥疮、蚤子，几个月没有洗过热水澡，舒服极了。洗完澡，又拿着群众慰问的牛肉（生）到馆子店大吃了一餐，参加了群众的祝捷大会。

过了一天，我们一中队奉命配合解放军解放安海。当部队通过“五里桥”走到桥中间时，突然遭到对面鸡笼山残留国民党军的火力阻拦，部队被敌火力压在桥上，进退不得，队长命令大家从桥上跳下，幸亏当时退潮，桥下全是海泥，鞋子陷进去无法动弹，只好把它脱掉，却被海蛎壳划出深深的一道血口，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不久，解放军调来了大炮（迫击炮连）对鸡笼山猛轰，吹响冲锋号，解放军猛扑过去，才把我们从桥下解救出来！

9月上旬，一中队被一分为二，一排配合解放军参加解放厦门，我所在的二排配合解放军参加解放金门，跟随人民解放军二五三团一个连到深沪发动船工，然后一部分随船由水路驶向莲河，一部分由陆路带着船工赶赴莲河，参加解放金门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