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散文
杨世玮
    一次和挚友罗哥倾心交谈时，他说了这样的一段话：“用自己的心灵去感悟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在酸甜苦辣的社会生活里，努力地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语言，用自己的生活语言尽情地书写自己的心结和感悟，这才是人生的最美妙的一种享受。”几句话把他这么多年写散文的感受表达得如此贴切，让我禁不住有些共鸣之感。 
    长久以来，文字曾是我生活的必需品，后来一直是我内心的一种宣泄。写得多了，写得久了，让我对写散文感上兴趣。不需要有多深奥，不需要有多深的文字功底，哪怕仅是一些浅显的文字，当你看到那密密麻麻的文字把心底那冗杂的思绪都变成篇章体现出来时，心情顿时有种舒畅感。 
    如今写散文，已是我的一种乐趣，是我生命中的一种需要，而不是我的生存需要。许久前，曾说过这么一句很有趣味的话：“当作家一定要写散文，但写散文不一定就要当作家。”听说过有作者常被催稿的情况，这却是我所嗤鼻的，很难想象在被外界催促的情况下，怎能写出属于自己的东西来。我写散文的灵感源于我的生活，从自己身边一些琐碎的事情中去寻求题材，从自己心灵里流淌出来一些想法，然后静下心来，才从中领悟一些哲理或启示，抑或是自己的情感感触。灵感有了，自然是顺理成章，但十天半月写不出一篇文章，也是常有的事，可我绝不会一天写十篇文章来忽悠自己的感情玩，因为那样的文字是没有任何感情的。我总觉得一篇文章是有生命的，而给予它们生命的就是作者本人。说白了，就是把自己的情感注入到自己的文字里，写出来的章篇自然而然就有了生命。 
读过许多名人的作品，翱翔在他们的文字里，体味着他们的写散文情感，一个个精彩的文字世界，仿佛一首首不同旋律的曲调，各有各的韵味。曾看过一位作家说过这么一段话：“待你心中的感觉蕴藏得久了，在这个漫长的蹉跎岁月当中发生一次一次的化学变化，你再像一个采矿人似地将它们开采出来，看看它们究竟都变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宝石，那真是一件其乐无穷的事情。很长一段时间来，中国散文的主流是文化大散文。这种散文，大量涉足历史的后花园，力图通过对旧文化、旧人物的缅怀和追思，建立起一种豪放的、有史学力度的、比较大气的新散文路径。应该说，这种散文的盛行，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改变了当代散文的一些面貌，尤其是在扩展写作视野、建构文化维度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文化大散文有一个普遍而深刻的匮乏，那就是在写作者的心灵和精神触角无法到达的地方，往往请求历史史料的援助，以致那些本应是背景的史料．因着作者的转述，反而成了文章的主体，留给个人的想像空间就显得非常狭窄，自由心性的抒发和心灵力度的展示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样的写作状况有必要改变。散文的写作方式应该是自由的、丰富的，单一地沉迷于文化追索，会严重缩减散文本应有的精神空间——尤其是散文作为一种“记述的”、“艺术性的”文体这一传统，理应再次获得重视。
散文的写作伦理若只有关乎革命、意义一类的文字，就显然过于单调了。散文的魅力和价值，也许就在于它的文体的丰富(叶圣陶说，“除去小说、诗歌、戏剧之外，都是散文”)和内容的广阔(林语堂说，“包括一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它的本质应该是最自由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规定它应具有怎样的话语品格。因此，我喜欢鲁迅的尖锐与沉重，但我也重视轻松、有趣的闲笔文字，我觉得从这里更能看出一个作家的心性。试想，如果《鲁迅全集》没有《朝花夕拾》里那些涉笔成趣的篇章，作为“战士”的鲁迅形象岂不是要比现在坚硬许多?
但闲笔式的散文确实是拒绝阐释的，你很难找到一种理论能恰当地贴近它。所以，多数聪明的批评家都对这类文字避而不谈，他们更愿意去研究鲁迅、朱自清，或者余秋雨、王小波、张承志、韩少功、刘亮程等人的散文——这些人的散文，都是优秀的，更重要的是，它们都事关一些大的精神话题(如余秋雨之于文化关怀，王小波之于自由主义，张承志之于精神信仰，韩少功之于怀疑主义，刘亮程之于乡村哲学，等等)，这样，批评家在他们身上很容易就能找到用武之地。可另外一种散文呢，比如周作人、梁实秋、废名，比如沈从文、汪曾祺等人的散文，比如《大地的事》，他们的文字多为大白话，在这样的文字里，你总结不出大的散文话题，但作者的心境、想法、对语言的讲究等秘密却蕴含在一字一句里了。汪曾祺说，散文具有“大事化小”的功能，这表明，有一类散文所深入的是个人情趣和个人琐事的世界之中，它不像那些革命性散文或思想性散文那样，一眼就能让批评家识别出作者在散文里的话语追求——许多的散文好像是没有多大追求的，它们仅仅是为了呈现个体的状态，个体那微不足道的情趣。汪曾祺自己的散文就是这样。事无论大小，情无论深浅，在他的散文里都慢慢道来，不动声色，文辞朴白，却韵味悠长，那种闲心和风度，确实不是一般人所能学得到的。
面对这样的散文，我常常想，批评家还有什么用?他还能找出怎样的理论语言来阐释这样的散文?没有。因为一切的阐释都是多余的，面对这样的散文，惟一需要的是阅读，再阅读，并用心来享受它。这种散文在当代显然已经越来越少。
因此，批评家们在研究散文的过程中，不仅要懂得阐释，有时也需要学会放弃——放下阐释的架子，重新做一个散文读者。此刻，你不是批评家，不是作家，甚至你也不是散文家，你就是一个读者。试问，我们多少时候有闲心去做一个纯粹的读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散文界实在是“批评家”太多，“读者”太少了；“阐释”散文的人太多，“读”散文的人太少了。
许多的时候，散文理论的困境或许不是因为缺乏阐释，而是因为过度阐释，以致使人最终丧失了阅读散文的心境。我们一定要记得，有些散文是适合阐释的(它们总能给人提供话题)，而有些散文是拒绝阐释的(它只适合用心闲读)。后一种散文往往为批评家所忽略，但这一点都不影响读者对它们的喜欢。
余光中先生在《散文韵知性与感性》一文中说：“在一切文体之中，散文是最亲切、最平实、最透明的言谈，不像诗可以破空而来，绝尘而去，也不像小说可以戴上人物的假面具，事件的隐身衣。散文家理当维持与读者对话的形态，所以其人品尽在文中，伪装不得。”这话是不错的。散文作为受外来影响最小的文体，它的成就之所以一直很稳定，一个很大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它的亲切、平实和透明，技巧性的东西比较少，实验性的文学运动也多与它无关，这就大大减低了写作者的参与难度，凡有真情和学识的人，都有可能写出好的散文篇章来。因此，许多的好散文，往往并不是专业意义上的散文家写的——这对于其他文体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你很难想像，一篇好小说，一首好诗，一部杰出的戏剧，会是出自于一个“业余”作者之手。但散文不同，它拥有最为广阔的写作人群，更重要的是，有许多的哲人、史家、科学工作者都在为散文的繁盛推波助澜，贡献智慧。散文是永远不会衰落的。
只是，许多人并不知道，“散文易学而难工”(王国维语)。因着散文是亲切、平实和透明的文体，话语的姿态放得很低，结果，那些轻飘的感悟、流水账般的记述、枯燥的公文写作、陈旧的风物描写、堆砌的历史资料，都被算作是散文了。慢慢的，散文就丧失了文字上的神圣感，就连平常的说话。记下来恐怕也得算一篇口语散文。莫里哀的喜剧《暴发户》中，就有一个商人叫儒尔丹的，他听说自己的一句话“尼哥，给我把拖鞋和睡帽拿来”就是散文时，不禁得意地喊道：“天哪，我说散文说了四十年，自己还一直都不知道!”——所以，只要和文学沾边的人，很少有人会承认自己是不会写散文的，但承认自己不会写诗的人则不在少数。在多数人眼中，散文实在是太容易写了。
这种“太容易”所造成的散文数量的庞大，究竟是散文的幸还是不幸?我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但我想，因着散文的门槛实在是太低了，这就带来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现在的散文是越写越轻了。——许多的散文，你读完之后，不会有任何的遐想，也不会让你静默感念，它更像是一次性消费的话语泡沫。
散文当然可以有轻逸的笔触，但我一直认为，散文在骨子里应该是重的。它隐藏在文字后面的情与思，越重，就越能打动读者，越能呈现经验和事实的力量。著名作家毛姆说过：“要把散文写好，有赖于好的教养。散文和诗不同，原是一种文雅的艺术。有人说过，好的散文应该像斯文人的谈吐。”——我想，“教养”、“文雅”和“斯文人的谈吐”，决不会是轻的，它一定暗含着对生活和存在的独特发现，同时，它也一定是一种艺术创造，否则就不会是“文雅的艺术”了。
说到散文之重，我们也许首先会想到的是鲁迅的《野草》、朱自清的《背影》、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和《病隙碎笔》、贾平凹的《祭父》等等，这些杰出的篇章。里面所蕴含的深邃的情感，以及对存在本身的逼视，无不体现出作者强烈的精神自尊。有一个大学教授对我说，自1992年以来，他每年都花十二至十六节课的时间给中文系学生讲《我与地坛》。一篇散文，何以值得在课堂上花这么多时间来讲述和研究?如果这篇散文里没有一些重的东西，没有一些与更广阔的存在相联的精神秘密，那是难以想象的。而《野草》，更是因着它阴郁、决绝的存在主义意味，即便被批评家反复地阐释，也仍旧被视为最为多义而难解的文本。
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说，只有显露出像鲁迅的《野草》那样沉痛的表情，才是达到散文之重惟一的道路。其实，即便是像汪曾祺那样淡定的文字，里面又何尝没有重而坚实的情思?散文依据的毕竟多为一种常识(诗歌则多为想像)，它不能用故作深沉的姿态来达到一种所谓的深刻，许多的时候，散文的深来自于体验之深，思想之深。真正的散文家必须在最为习焉不察的地方，发现别人所不能发现的事实形态和意义形态。这或许正是散文的独特之处：一些看似平常的文字，其实蕴含着深邃的精神秘密；相反，一些看起来高深莫测的文字(比如一些所谓的文化散文、历史散丈)，后面其实是空无一物。
我理解中的好散文，就是那些在平常的外表下蕴含着不平常的精神空间的篇章。《大地的事》正是如此。它看起来只是关乎田园琐事，其实，它所呈现的是一种生命的状态。事或许是轻的，但生命却有着异乎寻常的重量。《大地的事》所着力的，何尝不是生命的描述和发挥?
据说，陈冠学曾受教于哲学家牟宗三先生门下，而按照牟宗三先生的研究，中国文化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这就不同于希腊哲学，希腊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是以自然界作为主要课题——这一观点，也可在中国小说中得到印证。像《红楼梦》，写的就是一种优美的人情，它对生命的喟叹是藏在“悲喜之情，聚散之迹”中的；而像张爱玲的小说，写尽了人世的沧桑，同样是把重心落在个人生命的沉浮上。但这几十年来，中国作家越来越受西方语言哲学和形式主义美学的影响，写作的技术日益成熟，但“生命的学问”却被严重忽略；或者把生命首先变成心理学，再由心理学变成生理学，由生理学再变成物理学，最后就把生命、把人变成了一堆器官和物质，生命的内涵和尊严丧失殆尽。
陈冠学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种生命的现代困境，所以，他的写作，总是想返回到生命的基座和底部，以生命的眼光看待万物，进而实现对生命的整体关怀。从这个角度说，他笔下的田园和大地，都是生命化的，正因为如此，他才强调一个大地上的居住者，要有一颗“纯朴的心”，“一旦失去了纯朴的心，则奢求贪欲，无所不用其极，便过着不餍足，劳力又劳心的不安详的生活，不止和田园不能打成一片，还成了田园的榨取者、奴役者，田园将不堪凌虐，逐渐死去。”他还说，“天地间的精华，原是待心灵的细致感应来领略的。”可见，他的生活，他的写作，一直都是在恢复“田园”和“心”之间的亲密关系。无“心”则无“命”，无“命”哪来“田园”?张横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天地之“心”和生民之“命”本是一。因此，最好的文学，都是找“心”的文学、寻“命”的文学，也就是使灵魂扎根、落实的文学。
这些年来，我看到身边一些颇有才华的文友，他们竟然把写散文都变成了一件和烧饼铺里大烧饼差不多的营生，这使我感到心痛。我不敢肯定自己今后能够写得更好，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能令我的笔紧紧跟随的只有我的心灵，而不会是这个世俗上的潮流抑或是其它的什么东西。” 
    文字世界是多姿多彩的。抒情言志的诗歌，戏剧冲突强烈的话剧，刻画细致情节丰富的小说，言辞霹雳的论文……较多文体中，我喜欢的还属散文。它仿若一位贴心的知己，表现出来的是作者自己的真情实感，不像小说之类的让文章中的人或事来说话，而是让自己的经历、思想、爱恨、癖好等等无不活脱脱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表现的及其灵活和自由。 
    在我的意识中，散文就是自言自语，就是用自己的嘴巴说给自己的耳朵听。所幸是千万人都喜欢听别人的自言自语。沟通从心灵开始，每个人的心灵都会有些共同性的东西，而这些自我的小情感，一旦在一些人的心灵伸出唤起共鸣的时候，这就已经不完全是属于你自己的东西了，而是这个社会上的属性。 
    工作之余的空闲时间，沏上一杯茶，让清新淡雅的茶韵把自己脑海中那杂乱的思绪转化成源源不断的灵感，噼里啪啦的键盘声在屏幕上又汇出一篇属于自己的文章。其乐自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