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司马迁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一封信。任安，字少卿，滎阳（今河南滎阳东北）人，任过益州刺史、护军等职。据《史记》的《田叔列传》和《卫将军骠骑列传》等记载，任安是个刚烈鲠直而又有气节的人。

汉武帝晚年信任江充，江充诬陷太子刘据。刘据被迫起兵讨江充，兵败自杀。刘据起兵时，任安接受了他的命令，因而被判处死刑。任安在狱中致信司马迁，希望他尽“推贤进士”的责任，出面救援自己。司马迁曾因替李陵说话，惨遭宫刑，鉴于以往的教训，认为即使出面救援也无济于事，故对任安的要求十分为难，迟迟没有答复，直到任安临刑前，才写了这封回信。

必须指出的是，任安并末出面为刘据做事。他认为自己罪不当死，故才向司马迁求援。而汉武帝却说他：“见兵起事，欲坐观其成，见胜者欲合从之，有二心。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可见任安早已触犯了上意（可能因直谏等）。如司马迁因言事而遭腐刑那样，任安之被判死，也再次证明汉武帝的擅权滥杀。两位同遭刑罚的友人往来信函，为后人描绘了当时极为压抑的政冶环境，死生大权，操于一人之手，全凭皇帝的好恶来决定。

在这封信里，司马迁以无比激愤的心情，述说自己蒙受的奇耻大辱：“每念斯耻（指遭宫刑），汗未尝不发背霑衣也”、“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倾吐了郁积内心的痛苦和愤懣，揭露了最高统治者喜怒无常、是非不明、贤愚不分的昏庸本质。难能可贵的是，信中引用许多命运坷坎而德才突出的历史人物以自励：“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以广阔胸襟，充分表达出对暴力摧残和黑暗政治的抗争精神。“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在信中，司马迁大义凛然地阐明自己的生死观，他忍辱负重、延续生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完成《史记》的编写重任。

传世名篇，因为叛将说话而蒙尘。还须指出的是，李陵兵败投降匈奴后，震怒的汉武帝杀了他全家，包括其年迈的母亲。我质疑，秉笔直书、滿腔正气的司马迁，会为叛国行为开脱？且他与李陵并无深交；那么，本意会否因反对株连、滥杀无辜而触犯了汉武帝呢？为时历久，其中曲折，显然有待挖掘史料详解了。

这篇文章从对任安的来信迟复的原因写起，述说不幸，抒发痛苦，揭露黑暗，表明决心；举历史人物和现实生活为例证，文思纵横开阔，情怀激愤磊落；文中不时运用排句、迭句，更使气势起伏跌宕，浑然一体，亟具激动人心的艺朮感染力。从中亦可窥见，他创造《史记》时的艰难处境和沉痛心情，人们无不为他的不屈精神所折服,故此信传世以来，一直为后人所广为传诵。

不改初衷，坚定意志，在逆境中求作为，这或许是《报任安书》给后人的最大教益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