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潭县猫头墘海边的一座小山上，有一琉球人合葬墓。坐北朝南，两侧面海，三合土封顶，台阶式双层排列；墓前立碑，原有20余块墓碑己散失，面积约六十平方米左右。

平潭之有琉球墓，缘因琉球贡船海难所致。新旧版《平潭县志》、《平潭文史资料�九辑》、《福建省情资料库》和《历代宝案》、《中山沿革史》、《久米氏家谱》等中琉两国有关史料，均详简不一地记载了这次海难。

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仁宗帝命齐鯤（翰林院编修、闽侯官人）为正使，工部给事中为副使，册封琉球王。嘉庆十二年，琉球国遣正议大夫蔡邦锦率员役等共105人，提前赴中国接封。九月二十三日，接贡船由那霸启航后，在福州马齿山遭风暴，船蓬损坏；十月初三，船漂至海坛（平潭）观音澳。海坛同知于天泽，一边帮助修船，一边将蔡邦锦等12人，先行由陆路送往省城福州。时海盗猖獗。为安全起见，福建巡抚张师诚指令闽安协水师副将徐涌，立即率兵船到观音澳，护送接贡船来福州。徐涌有兵船7艘，仍以兵力不足为由，要求增添兵船。福州距平潭海路不远，仅一日航程，张师诚认为无需再加兵船；经再三催促，徐涌才迟迟率队出海。

观音澳的接贡船，见有顺风，不候迎护兵船到来，不顾当地官员的拦阻，迳自启锭出海，驶往福州。十月二十七日，又再遇暴风袭击，风雨交加，浪涛如山；终在平潭以北海面触礁，船毁人亡，酿成海难。经过抢救，生还30人，淹毙63人，捡尸37具；执照、咨文、银两、土产等全数沉入海底。获救的30人，再由陆路送福州柔远驿（琉球馆）。官府备棺出资，择地筑墓，将遇难者殓埋当地猫头墘山上，并立碑记志。墓碑刻有国籍、姓名等；现仅存3块墓碑，保藏在县博物馆文物室内；其中一块上刻：“琉球国那霸府大夫内嘉年川子”。

从《福建省情资料库》和那霸《久米氏家谱》的有关记载，可以看出，清廷对本次海难的处置，是十分慎重的。生还者照例加倍尝恤，尝银1000两用来雇船返回；清帝另尝银500两，由琉球使者带回，发给淹亡者亲属。本次遇难者均为那霸久米村（下库里）人。该村《久米氏家谱》68页载：“……叨蒙皇上怜其淹死，尝银五百两，接封正议大夫蔡邦锦交领回下库里，每份赠银七两三分六厘五毫。”据此推算，恤银份额与溺亡人数接近，史料记载是可信的。幸免于难的正议大夫蔡邦锦不忘使命，要求借银5000两，用于置办沉船损失的贡品。按中国惯例，“向来琉球夷船遭风漂没银两，均分别抚恤外，从无借给之例。”但考虑到琉球来年有册封大典，“有关敬奉天朝仪注未便缺误”，闽浙总督和福建巡抚就打破惯例，具表上奏，由他们来捐尝这笔银两，以示“圣主怀柔远人有加无己之至意”。清帝决定由国库和闽省分担其请求，各承捐2500两，且不必缴还。为这次海难，中国政府共耗银6500两。在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资财。

本次海难本可避免。对失职官员，清廷事后严加追责。闽安协水师副将徐涌革职发配新疆，海坛同知于天泽拦阻不力，交吏部议处。

海难的善后处置，彰显了中国封建王朝“怀柔远人，待以宽和”的外交政策。对琉球遇风难民，极力赈济尝衅，对本国失职官员则严加惩处。这些得当措施，对加强中琉两国的联系，巩固中国宗主国地位，起了重要作用。尤使琉球国民深刻体会，长期以来，日本对琉球的挟武而威与中国的依文而仁的明显区别。

“行船走马三分命”。琉球船只出事，不仅本次，屡见记载。明清两朝500多年间，由于贡使往来，商贸频繁，尽管利用季风往返，但是夏秋台风多发，当时又无气象预报，惊涛骇浪，暴风骤雨，使海路成为畏途，海难也就在所难免了。明清两朝都很重视对飘风难民的安置和返归工作。乾隆二年（1737年），清帝还专门谕旨：“…朕胞于怀，内外并无岐视…嗣后如有被风飘泊之人船，着该督抚率有司加意抚衅，动用存公银两，尝给衣粮，修理舟楫，并将货物查还，遣归本国，以示朕怀柔远人之至意，将此永著为例…”海坛琉球接贡船海难善后能得妥处，显然有朝廷的重视和外交政策背景。

海难距今200多年，经过核实对照，也发现有关误载和讹传之处，应当予以更正。如民国版《平潭县志》（卷八�名胜志），本次海难时间被误记为“嘉庆十九年”，并将琉球墓称为“琉球驸马墓”；但是中琉两国有关史料，均无琉球驸马在本次遇难的记载，明显属于讹传；新版《平潭县志》在“琉球驸马墓”一节中，对此也作了改正。存疑之处是，史料记载殓尸37具，缘何只剩20多座琉球墓，其他墓葬是以后荒毁湮没了，还是另有他故，有待继续考证。散失的墓碑也或可在附近寻获。

1988年6月，琉球墓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在今天看来，这显然又是中琉两国交好的历史见证，还原了琉球是中国藩属国的历史真相，当前尤具鲜明的现实意义。这些为中琉往来而献身的使者，也是值得我们敬重和纪念的，琉球墓园应当得到更好的保护，让他们永远安息在此！